风卷清云尽，

空天万里霜。

本周玻璃行业有哪些值得关注的资讯呢？请快和小玻一起走进第330期玻璃周刊吧！

国际动态

1、Furnotherm：为Beta Glass进行的破纪录玻璃熔炉重建工程

弗诺瑟姆（Furnotherm）在容器玻璃熔炉建造领域又达成了一个里程碑——该公司受托承担了一项极具挑战性的项目，即为尼日利亚的贝塔玻璃（Beta Glass）重建一座250吨、70平方米的容器玻璃熔炉。这座熔炉由意大利的BDF工业公司（BDF Industries）负责设计和设备供应。该项目要求进行周密规划、全面执行，并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交付。

2、环球玻璃领航者开启可持续玻璃生产新篇章

荷兰环球玻璃集团（Global Glass Group）与中国香港立道创新（HK Leadus Innovation）合资成立的环球玻璃立道（Global Glass Leadus），将开设全球首家循环真空绝热玻璃（VIG）工厂。

这一全球首创的项目将使荷兰成为西北欧的玻璃创新中心，从而在世界地图上占据一席之地。

这标志着Leadus国际扩张战略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也是建立在信任与合作基础上的合作伙伴关系的深化。

3、霍恩：为四川天马玻璃公司调试的新型端烧式熔炉已启用

全球顶级技术供应商霍恩玻璃工业公司最近在中国射洪市的新容器玻璃厂为四川天马玻璃有限公司启动了一座日产170吨的端燃式熔炉。

这款新型可持续玻璃熔窑的熔面面积为101平方米，设计有6条生产线，用于生产超级燧石玻璃。

该熔炉配备了最新的低二氧化碳玻璃熔融技术，将实现可靠、节能且高质量的玻璃生产。

4、格伦巴赫收购新哈德逊的资产和知识产权

自9月30日起，位于佐治亚州纽南的格伦泽巴赫公司已收购新哈德森公司的资产和知识产权（IP），后者是退火窑辊设计、制造和维护领域的知名供应商。

60多年来，New Hudson一直是退火窑辊道的领先供应商，在全球250多条浮法玻璃生产线中安装了数千根辊道。该公司在全球玻璃行业中建立了可靠和技术卓越的良好声誉。

国内新闻

（以下排序不分先后）

1、中国加工玻璃骨干企业工作会在安徽蚌埠召开

2025年10月16日，中国建筑玻璃与工业玻璃协会（以下简称“玻璃协会”）在安徽蚌埠组织召开“中国加工玻璃骨干企业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协会领导有：玻璃协会会长张佰恒，副会长陆铭红、阮洪良、王有强、孙成海、陈全福，加工玻璃G30企业董事长或总经理，中空玻璃、安全玻璃和镀膜玻璃专业委员会常委成员、特邀代表（设备及配套材料企业负责人）共计107人出席了会议。会议同期召开了“加工玻璃行业领军企业家座谈会议”。会议由玻璃协会秘书长李会主持。

2、玻璃企业装光伏怕起火，就选“防起火”光伏组件

不久前，全国重要的玻璃产地——河北沙河某玻璃厂屋顶光伏电站突发火灾，明火与浓烟迅速蔓延，虽经厂区消防力量及时处置，火势被控制在局部范围，但这一事件仍为玻璃行业光伏应用敲响警钟。事实上，光伏电站起火并非个例，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公开报道的光伏电站起火事件已超百起。通过消防部门通报及媒体深度调查梳理发现，常规组件缺陷、直流拉弧现象、施工操作不当，是引发此类事故的三大核心原因。

3、中力玻璃再次入选“中国加工玻璃30强”称号

近日，中国加工玻璃行业最高规格和最高质量的会议，由中国建筑玻璃与工业玻璃协会举办的“第十三届中国加工玻璃行业领军企业家会议”在安徽蚌埠隆重召开，中力玻璃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国华参加了此次会议，与全国TOP30加工玻璃企业家汇聚一堂，就行业发展状况和未来发展趋势展开深度讨论。

4、豫科光学年产1000万片防眩光触屏扩产项目启动仪式圆满举行

10月18日上午，豫科光学迎来发展史上里程碑时刻——年产1000万片防眩光触屏扩产项目启动仪式在公司5号车间隆重举行。公司董事长景志杰携核心管理团队出席，与全体员工共同见证这一重要时刻，现场鞭炮齐鸣、烟花绽放，奏响豫科光学向高端智造领域跨越的新序曲。

5、中玻跨境即将走进土耳其

土耳其玻璃展：连接欧亚的行业超级舞台土耳其玻璃行业的腾飞，离不开高水平的国际展会平台。由TUYAP国际展览公司主办，并通过UFI国际认证的土耳其国际玻璃门窗展，已成功举办14届，今年迎来第15届，再次成为行业焦点。

展会时间：2025年11月15-18日 

展会地点：土耳其伊斯坦布尔TUYAP国际会展中心

END

（注：本篇文字部分由记者小玻收集整理，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

　　《史记》中的“笔祖”蒙恬

　　秦朝大将军蒙恬被全国各地毛笔制作人奉为行业始祖，蒙恬也一直被当作“笔祖”受人供奉。《史记》中记载的蒙恬故事，读来荡气回肠。

　　距离山东临沂市蒙阴县西南十余里的联城镇，有个和恬村，这是蒙氏的祖居之地。到秦朝，蒙氏取得了巅峰荣耀。蒙恬的祖父蒙骜，早年投靠秦始皇的曾祖——秦昭襄王，又称秦昭王。秦昭王南征北战，使秦国疆域得到空前扩张。蒙骜在秦昭王手下，带领秦兵先后攻打韩、赵、魏国。凭着战绩，官至上卿（类似于后世的丞相）。他的儿子蒙武因为父亲的言传身教，也成长为一名骁勇善战的大将。他与秦国的另一名大将王翦联手，在公元前223年攻打楚都寿春（今安徽寿县），活捉楚王负刍，灭了楚国。

　　负刍被活捉之后，他的弟弟昌平君熊启被立为楚王，退守江南，企图借助长江天然屏障，伺机东山再起。

　　公元前222年，蒙武向南攻楚，昌平君兵败自杀。与父亲一样，蒙武凭借战功，晋升为内史。这是国都最高行政长官，可见秦王对蒙武的信任。蒙武在攻打楚国的一系列战争中，身边一直带着爱子蒙恬。无论是逐鹿中原，还是南下伐楚，蒙恬都表现出良好的军事素养和优秀的行伍品质。公元前221年，蒙恬被封为将军，在秦统一六国战争中，立下汗马功劳。

　　秦灭六国之后，蒙恬受秦始皇之命，亲率三十万大军北击匈奴，并修筑长城，成为秦国抵御匈奴的牢固屏障。后被中车府令赵高设计的“沙丘之谋”陷害。

　　那是公元前210年，秦始皇率众出巡，行至沙丘（今河北省广宗县）时，突然病故。秦始皇临死之前，命令身边的丞相李斯、中车府令赵高拟好遗诏，传令公子扶苏迅速从上郡回京都继位，但赵高与李斯篡改秦始皇“遗诏”，迎立秦二世胡亥继位；捏造公子扶苏和大将蒙恬的种种罪状，将他们赐死。最终，扶苏悲壮自刎，蒙恬服毒自杀！

　　司马迁《史记·蒙恬列传》记此事颇详，但关于蒙恬制笔，只字未提。可是，历史上关于蒙恬制笔的记载和传说确实不少。

　　传说中的毛笔制作“鼻祖”

　　晋代张华（232-300）著《博物志》、崔豹著《古今注》都记载了蒙恬造笔的事。一个说蒙恬以狐狸毛为锋毫、以兔毛为“副毛”——覆盖在锋毫四周；另一个说以枯木为管，鹿毛为锋毫，羊毛为副毛。唐朝的韩愈则将毛笔当作人——毛颖，为之作传，题目为《毛颖传》，称“毛颖”是蒙恬从南方中山带回来的。

　　一个传说流传于世两千多年，当然不是空穴来风。

　　当年蒙恬跟随父亲南征楚国时，曾来到现在的皖南中山——今宣城市泾县青弋江边。这里是楚越交界之地，群山连绵，林木葱郁。为了震慑楚越山民，秦军一边真刀真枪大肆伐戮，一边举行大规模围猎活动。而军中这一切，每天都要写成“战报”，通过驿道速递给秦始皇。

　　书写“战报”的毛笔，一直是比较简单的形制：一根竹竿，一端被剖成四片，裂口中夹着动物毛。为了牢固起见，再用丝线将这些夹在笔头的动物毛绑扎起来。写几个字，必须蘸一次墨。“战报”的内容一多，这种书写便显得比较麻烦。一天，围猎结束，三军收兵，将士们带着各自猎获的“战利品”回营。一个士兵提着一只黄鼠狼，长长的尾巴拖在地上，留下一道清晰的血痕。这让蒙恬眼前一亮：这条尾巴，不就像一支“毛笔”吗？

　　蒙恬吩咐士兵将黄鼠狼的皮扒下，撸下尾巴上的毫毛，清洗之后，绑扎在笔头上，用来写字。孰料狼毫中含有油脂，不吸墨，蒙恬将这支新创制的毛笔当作废物，顺手扔进军帐外的石坑里。碰巧那是个石灰水坑，石灰水是一种碱性液体，不仅可以脱脂，还可以去腥、去污。它使原来硬戳戳的“狼毫”变成了柔软的一束。把它扎在笔头上蘸墨试写，原来蘸墨一次，只能写五六个字，而这种狼毫笔头蘸墨一次，却能书写十几个字！

　　蒙恬对毛笔的改制，还有一项重大贡献，就是对毛笔形制的改变。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并反复琢磨、试验，蒙恬一改“夹毫作头”为“挖笔腔装毫”。他将笔头一端的竹管挖空，成为现代制笔艺人说的“笔腔”；把整理成束的笔毛，先用丝线捆扎好，成为一个“笔头”；然后在“笔头”的根部涂上一点黏性的胶液，再将这个“笔头”纳入笔腔。这样，一个笔头所含有的笔毛，比原来“夹毛”数量明显增多，蘸墨后，蓄墨量也明显增加。蘸墨一次，能连续书写一二十个字。

　　蒙恬创新制成的这种毛笔，形制一直保持到两千多年后的今天。尽管毛笔的制作工艺在不断变化、完善，但这种形制的基本特点一直没有改变。青弋江人制作笔杆时，至今仍然有“做笔腔”这一道工序。

　　武王墩楚墓墨书的“意义”

　　我们从考古发现的实物中，也能追寻出毛笔的制作演变过程。

　　1954年6月的一天，湖南省长沙市左家公山修建学校宿舍时，发现一座战国楚墓。墓中的一只木箱里出土了木梳、天平、砝码、竹管等。竹管上附着泥土，洗净后，发现竹管两端是空的，管内有小木杆。考古人员用修钟表的小镊子将小木杆夹出，发现是一支完好的毛笔——这是目前世界上已发现的、年龄最长的一支毛笔！带泥的竹管，原来是个“笔套”。

　　出土的毛笔长18.5cm，直径0.4cm，毫长2.5cm，为兔箭毛。制笔方法是：笔毛围在细木杆的一端，然后以细丝缠扎，并黏涂漆胶，以助牢固。这支毛笔，现被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成为中国历史上战国时期就已经有毛笔的铁证。而蒙恬是秦朝人，于是有人对“蒙恬造笔”的历史提出质疑。

　　1957年，河南信阳长台关楚墓中，也发现一支毛笔，竹竿，笔毫是捆扎在笔杆一端的。长台关楚墓年代是战国中期，即公元前348年前后。

　　1987年，考古人员在湖北省荆门市十里铺镇王场村境内，对包山楚墓进行发掘，出土一支戴套的毛笔。笔杆非竹非木，而是芦苇秆，又细又长。笔毫有尖锋，毫根成束，由丝线扎紧，插在笔杆一端的孔眼中。这种形制很重要，它与蒙恬在笔端制作笔腔只一步之遥，而包山楚墓墓主下葬于公元前316年，比蒙恬要早100余年。

　　1975年，在湖南云梦睡虎地秦墓中出土了三支毛笔，竹竿，笔毛是装在笔腔内的，与蒙恬制笔形制已完全一样了。该墓墓主出生于秦昭王四十五年（前262），按正常情况判断，墓主与蒙恬生活年代相近。

　　而今武王墩楚墓中出土的大量墨书文字，从字迹特点看，完全是毛笔书写。如果该墓墓主为楚考烈王，那么，这与蒙恬谁先谁后呢？我们已经知道楚考烈王去世于公元前238年，而蒙恬被害是公元前210年，可见楚考烈王比蒙恬略早，他们几乎是同时代人。

　　其实，将笔毛围在笔杆一端、然后用丝线绑扎牢固的制笔方法，与在笔管一端挖有笔腔、将笔头纳入笔腔的制笔工艺，是完全不一样的。唐朝人徐坚曾说过：“秦前亦有笔矣，恬更为之损益耳。”这已明确说明蒙恬是毛笔制作的改良者，而不是说蒙恬之前没有毛笔。

　　武王墩楚墓出土的大量墨书文字，至少是蒙恬生活的年代已诞生现代毛笔制作工艺的一个历史佐证。